第46章 旭日高升（1/1）

赵煦的亲政也就意味着他要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和改造这个国家，如保守派所担忧的那样，在深宫里蛰伏了一段时间的赵煦此时已经决定要重新恢复他父亲神宗皇帝的国策。虽然他暂时还没有就此公开下诏，可有关于此的各种传言早就闹得整个京师都满城风雨，关键是赵煦对此是不置可否。值此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久前才被拜为右相的范纯仁继苏轼之后也想到了急流勇退以免到时候落得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

范纯仁很快就以体弱多病且上台之初就饱受他人诟病为由上表请辞，但哲宗却明文下诏予以拒绝。相比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着，范纯仁虽然同为保守派领袖人物，但他算得上是保守派里的一股清流。简单说，他不是那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极端保守派，甚至他还曾为变法派大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过抗辩，当初司马光尽废新法时他也曾进行过抵制和抗争。

如其父范仲淹那样，范纯仁或许有时候显得有那么一点迂腐，但此人其言行举止绝对堪称一个正直无私的君子。之所以说他有点迂腐，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得拜他同意向西夏割让西北四城所赐，这可谓是他人生唯一的污点，这也是他在变法派重掌大权后被贬出京的重要原因。千言万语，在保守派的一众大佬级人物中，哲宗唯独对范纯仁另眼相看，这里面的原因没有其他，只因为范纯仁当年所做的那些事以及说过的那些话他全都铭记于心——在保守派的那些倔老头儿里面唯有范纯仁公开在高滔滔的面前为神宗和新法以及变法派大臣说过好话。

除了范纯仁，哲宗对首相吕大防其实也是抱有很深的期望。往后的故事我们暂且不说，至少在这个时候哲宗是很希望全体朝臣能够放弃党派之争共同为国分忧，他确实准备对变法派予以起用，但他对于范纯仁和吕大防这样的保守派温和势力也是寄予厚望，唯有如此他才能让宋朝的士大夫集团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团结。正如刚刚摄政的高滔滔一样，哲宗身为一国之君并不希望用一派彻底打倒另一派，他想要的是群臣的勠力同心，而不是没有休止和尽头的相互争斗。

遗憾的是，哲宗第一次单独召见吕大防就让他的这个梦碎得稀烂。当哲宗向自己征求对青苗法的看法时，性情耿直的吕大防直接一句话就让哲宗从头凉到脚。吕大防坦然回道：“陛下，青苗法乃害民之法啊！”

这还不算完，吕大防回到家里后再又给哲宗上了一道青苗法到底何等害民的奏疏，其用意就是要断绝哲宗重起新法的念头。哲宗的心就此彻底凉透了，看来这个吕大防还真的是一个反对新法的死硬分子，这样的人让哲宗怎么能够对其继续委以重用？然而，我们这里也不得不说吕大防称得上是一个有操守的人，他明明可以迎合赵煦之意并从此继续富贵无忧，可他却像当年曾布拒绝司马光一样地拒绝了皇帝主动送到面前的富贵荣华。他当然知道这样做对于他以及他的整个家族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暂且抛开哲宗即将重启熙宁新法的传言不谈，这时候还有另一股传言也是甚嚣尘上，那便是有人建议哲宗对高滔滔执政九年来的过失予以全面的清算。无疑，这个传言让保守派无不震恐发抖，这九年里他们别的大事没干，唯一干的大事就是对神宗时期的一切所为进行全盘推倒和否定：变法派都是奸邪，熙宁和元丰年间的一切政策都是在祸国殃民，神宗时期在交趾、荆湖、蜀川和西北地区所发起的一系列战事都是在无故寻衅以致生灵涂炭，这些事都是祸事，做这些事的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九年来我们保守派一直都在高太后的领导下为国拨乱反正并匡扶社稷于将倾之时。

这些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和一些自我安慰罢了，保守派如果真对自己所作所为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震恐发抖。他们其实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解释都无法否认他们对先皇不忠这一铁的事实。拿着神宗给的官爵和俸禄，但却在神宗死后将其否定得一无是处，这在君臣礼法上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如果涉及到改朝换代倒还好说，大不了给神宗一顶无道的亡国之君的帽子，如此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贬低神宗，可问题是他们紧接着又拜倒在了神宗亲儿子的面前并联合高滔滔强迫着小皇帝说他父亲做错了。

换言之，现在有人提出要对高滔滔的功过重新论定也就是在准备对高滔滔的同伙动刀子，老太太现在已经蹬腿走人了，那么遭殃的就只能是他们这些虾兵蟹将。有鉴于此，保住高滔滔的神圣地位和名声也就是在保护他们自己。

范纯仁率先出列，他对哲宗说道：“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其功无以名，其诚烈之心更是天地可鉴，不知诋毁者是何居心？还望陛下能够效法仁宗皇帝下诏禁止有人再对已故太皇太后进行中伤和诋毁，如此可谓至善矣！”

范纯仁此举未必是为了自保，毕竟哲宗就没有想要动他的意思，他之所言纯粹是出于对孝道礼法的坚守和忠诚。不过，老范同志其实心里也很清楚，高滔滔在这九年里的确是做了一些不当之事，如果深究必然有一大堆人要倒霉，比如对西夏的割地之事就让他本人很是不安，铁一般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宋朝对西夏施行怀柔政策实乃巨大的决策失误。

对于范纯仁的建言，哲宗没有表态，这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一众保守派大臣由此更生恐惧。有基于此，已经被任命为定州知州但却还未前去赴任的苏轼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对哲宗说几句。

在动身前，苏轼怀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给哲宗上了一道奏疏，通篇而论这是一份“教导”哲宗应该怎么做皇帝的奏疏。

苏轼在其中言道：“天下能否大治的关键在于言路是否通畅，天下大治则小民皆能自通，天下大乱则近臣亦不能自达。陛下登基以来只是和宰执大臣和言官有过接触，如今陛下既已亲政当以广开言路为先。陛下圣智绝人且正值春秋鼎盛之年，臣希望陛下能够在施政之前多听多观察以通事之利害以及群臣之正邪，等到三年之后陛下再行施政亦未晚矣，如此方能让天下无恨且陛下亦无悔。臣此去定州戍边恐难再与陛下通达，只是担心眼下恐有急进好利之臣劝陛下立马改动国策，此事还望陛下留神。”

总而言之，苏轼希望哲宗不要在这个刚刚亲政的关头轻举妄动，而是要继续沿着高滔滔时期的国政方针来治理国家，尤其不能受小人蛊惑改变法令，要不然恐天下民怨四起，而哲宗事后也会悔之莫及。最有意思的是，苏轼给哲宗的这个冷静观察期所设定的时限是三年，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哲宗最好什么也不做，而是像当年的秦惠文王那样好好在宫中待着，直到自己想好了该怎么治国再走出深宫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天下。

别的不说，苏轼的这个法子与他的弟弟苏辙提议用十年时间来清理冗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辙是不想得罪数量庞大的中下层官僚集团，所以不得不用这个笨办法来为朝廷精简编制，苏轼的三年之期则显得更为愚笨。

如果哲宗真的要等三年才有所动作，只怕那时候保守派早已打牢了政治根基，改革派也就此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退一万步说，依照保守派这帮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操守，如果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指不定他们会自我残杀成什么样子。相较而言，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哲宗正值血气方刚之年，而且他已经被压制了整整九年时间，你苏轼要他三年之内都不得妄动，那哲宗就不是什么青春期少年，而是成熟稳重的大叔。再者说，正如伟大领袖所言的那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年过半百的领袖尚且在伟大梦想的面前无法自制，内心正是激情燃烧的哲宗又岂能耐得住寂寞？如此大好年华且身边再无人能够掣肘于己，如果不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哲宗无疑会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浪费生命和浪费权力罪。

总之，苏轼就这样走了，而且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京城。在他前脚跨出开封城后，首相吕大防也出京去为高滔滔修建山陵。吕大防前脚刚一离京，不久前才被他举荐为礼部侍郎的杨畏便在他的背后打了他的黑枪。杨畏明知道吕大防反对哲宗恢复神宗新政，但他仍然上疏对哲宗说道：“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要知道杨畏在众人的心目中可是吕大防的爪牙，他先是被吕大防提拔为御史，后来又被提拔为礼部侍郎，可以说吕大防就是他的伯乐，可他的这道奏疏明显就是在公然背叛吕大防，其见风使舵的小人嘴脸再一次地显露无遗。

哲宗倒是并没有在意杨畏的丑陋嘴脸，毕竟杨畏这时候是在为他摇旗呐喊。在获得哲宗的召见后，杨畏全面倒向了神宗的新政，他不但赞同恢复熙宁新法，而且还对神宗所倚重的旧臣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逐一褒奖了一番，然后他建议哲宗应该立即将这些人召回京城予以重用。

出了皇宫，杨畏更加激情澎湃，他相信自己更为远大和辉煌的仕途就此已经铺就在了他的前方。他回家之后给哲宗上了一道万言书，在这里面杨畏对神宗和王安石大加赞誉，而且他直接奏请赵煦赶快把章惇给召回来并取代吕大防担任宋朝的宰相。

哲宗看到这份奏疏不禁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一次从臣子那里听到有人对他的父亲和新政如此推崇和赞赏，这岂能不让他感动非常？于是乎，哲宗连发数道诏命分别为章惇等人复官：复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

这是宋朝官场的惯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章惇等人才能逐步地升官并最终回京出任要职。诏命既下，但给事中吴安诗却拒绝为章惇草写复官文书，中书舍人姚勔也拒绝为吕惠卿和王中正草写制诰并请求哲宗收回成命。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哲宗的意志绝无更改的可能，这个年轻的帝王已经铁了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带领宋朝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